法国社会学家埃吕尔承认技术应用有负面作用，但他认为这只能通过技术来消除，埃吕尔说：“我们在尽力揭露技术发展招致麻烦的一面……我深信，所有这些麻烦都会随着技术本身的不断发展而被消除。并且，确实也只有依靠技术的发展才能消除。”技术对消除、减弱技术的负面效果，当然有重要作用，例如要在煤中脱硫，就应当研究和应用脱硫的技术，只有主观愿望是不行的。但脱硫技术不会从燃烧煤的过程中自动生长出来，研究与应用脱硫技术，仍然是人的决策。如果有人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技术应用的负面作用会自然消除，这是没有根据的，也是有害的。
    另一位学者弗洛姆说，现代技术系统有两个指导原则：第一原则是“凡技术上能够做的事都应该做”，第二原则是“最大效率与产出原则”。弗洛姆所说的第二原则，就是所谓的效率原则。他所说的第一原则提出了一种技术逻辑，一“能够做”等于“应该做”。这两条原则结合起来，就是凡技术能够做的都应当去做，而且还要尽量强化它的效果。即使是恶的技术，也应当采用，并且努力强化它的恶果。这当然是荒唐的逻辑。“能够”是对技术功能的判断，是事实判断；“应该”是价值判断、伦理判断。“能够”不等于“应该”，正如“应该”不等于“能够”。同样，技术不能取代道德，就像道德不能取代技术，如果凡技术能够做到的事，我们都应当去做，那我们就放弃了对技术应用后果的评价和责任。
    人与技术的关系只能是创造与被创造、开发与被开发、应用与被应用、控制与被控制、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人是主体，技术是客体。人是目的，技术是手段。技术应当为人谋利，而不应当损害人的利益。是人主宰技术的命运，而不是技术主宰人的命运。技术的研究与应用要遵守技术的自然逻辑，即人造物进化的逻辑，也可以说是技术自身的逻辑；更要遵守技术的社会逻辑，或称社会逻辑，这是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逻辑。技术的社会逻辑高于技术的自然逻辑，当这两种逻辑冲突时，技术的自然逻辑服从技术的社会逻辑。技术本身的善恶、技术应用后果的善恶，只能根据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来判定。人类的最高目标，不是发展和应用技术，而是人类的全面发展，技术只是为了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技术越发展，越应该强调对技术的人文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