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定资料】
　　爱国激情不应局限于书本、课堂，更应体现在具体行动上，为此，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举行“红色笔迹——红墙下的名人手迹展”。一件件展品背后，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界名人为国奋斗的孜孜身影。
　　知名文史学者、鉴藏家方先生表示：“此次展出的500余件展品，是经过近三个月的整理，从上万件藏品中梳理出来的，其中有200多幅为首次公开展示。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在首都北京汇聚了很多近现代名人，他们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我搞收藏30年，深深感到每一件展品背后的故事都见证着他们为国奋斗的足迹。特别是其中相当一部分名家都曾经生活、工作在西城，此次展览遴选出文化、教育、科学、艺术等领域的名人手迹，呈现出一幅新中国建设的群英谱。”
　　其中一个展馆以文学为主题，展柜陈列有郑振铎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文物局局长时批阅的文件。可以清晰地看到，在由一直从事中国古建筑的维修保护和调查研究工作的中国古建筑学家罗哲文起草的致北京市人民委员会“请保护国子监古建筑文物，建议改作北京市博物馆的一部分”发文稿纸上，有郑振铎签发的意见。
　　简单的文件，背后的故事却不简单。1950年，郑振铎刚一接到改建国子监的消息，就立即派罗哲文等人前往调查，并根据了解的情况写材料上报，这样才使我国现存的唯一的古代大学——“太学”的实物得到应有的保存和保护。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80%以上的人是文盲，在这样的条件下，推广普通话、普及教育，不仅是文化建设的紧迫任务，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党中央、国务院及时把文字改革和语言规范工作提到议事日程，提出了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即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被誉为中国共产党“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在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领导全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制定并实施了《汉字简化方案》《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汉语拼音方案》，是我国文字改革的先驱。展柜里摆放着吴玉章致张照书札1页，信封1枚，以及张照手稿1册，信中吴老就张照寄来的《中国拉丁化定型新文字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有关建议。
　　“有些人认为汉字简化是丢失传统文化的说法，在我看来，那是根本不了解汉字简化的背景。从这些信札可以看出，汉字简化方案是各个领域颇有影响的学者共同不断修订出来的，仔细想想，其实是很智慧的，这517个简化字在日常使用中已经足够。”方先生指着展柜里摆放的汉字简化征集意见稿说，“像郭沫若先生提出‘鱼’字的写法，四点底变一横，省了三笔。老舍先生的意见很风趣：‘我喜欢的后面都画了圈。’”
　　1988年2月10日，在致机械委管理科学研究所的信函中，钱学森就有关刊物拟刊其旧稿表示不妥，并强调“我们要维护严格的学风”。
　　“严格的学风”是几代科学家坚守的学术品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中国物候学创始人竺可桢曾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生物学地学部主任，主要负责生物学、地学领域的学术组织与领导工作。1970年4月14日，他发现中央气象局整理的西藏帕里地区的温度数据有误，特致函该局复核。方先生感叹：“这封信中的数据很多，他一眼就能辨出其中某个数据不对，非常敏锐。”
　　在文化艺术展区的展柜上，摆放着夏衍致北影厂的书札，写满了两页。1962年，北影厂把电影剧本《小兵张嘎》送给时任文化部主管电影工作的副部长夏衍。夏衍阅读后，对剧本进行了修改，并致信有关负责人。他首先肯定“这个本子很好”，然后对电影剧本《小兵张嘎》的修改、拍摄提出意见：要在情节、细节上防止“落套”，细节描写上要创新;在描写反面人物上“还没有过关”。要避免“夸张的外形”“予以滑稽化，而缺乏他们内心的活动”“这个本子粗估近一万尺，请本着‘一厘钱’精神，再动动脑筋。最后打仗的场面，大可精简”。一位参展的观众感叹道：“老部长对工作真认真啊，‘一厘钱’精神真实感人。”
　　方先生滔滔不绝的京味讲解，生动幽默。见字如面，一页页印着生命履历的信笺，像穿越了历史时空的一次次对话。在活动最后的座谈中，方先生分享了他30年收藏名人手迹过程中的辛酸苦辣。能够让更多人看到那些奋斗的岁月，他感到特别兴奋和自豪。
　　请根据“给定资料”，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举行“红色笔迹——红墙下的名人手迹展”活动，写一份宣传稿。
　　要求：
　　(1)紧扣资料，全面具体;
　　(2)条理清晰，通俗易懂;
　　(3)字数不超过4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