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这种解脱自由的生活，引起他精神上的变化，这种变化遂表现在他的写作上。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倘若哲学有何用处，那就是能使人自我嘲笑。在动物之中，据我所知，只有人猿能笑，不过即使我们承认此一说法，但我信而不疑的是，只有人能嘲笑自己。我不知道我们能否称此种笑为神性的笑。倘若希腊奥林匹亚圣山的神也犯人所犯的错误，也有人具有的弱点，他们一定常常自我嘲笑吧。我想，若把自我嘲笑这种能力称为沦落的人类唯一自救的美德，该不是溢美之词吧。 在苏东坡完全松弛下来而精神安然自在之时，他所写的随笔杂记就具有醇甜的诙谐美。他开始在他的随笔里写很多漫谈偶记，既无道德目的，又乏使命作用，但却成了最为人喜爱的作品。他写了一篇文字，说自己的贫穷，又说到他门人的贫穷。他说：“马梦得与余同岁月生，少仆八日。是岁生者无富贵人，而仆与梦得为穷之冠。即吾二人而观之，当推梦得为首。”另有一篇随笔，是两个乞丐的故事： 有二措大相与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唯饭与睡尔。他日得志，当饱吃饭了便睡，睡了又吃饭。”一云：“我则异于是。当吃了又吃，何暇复睡耶?” (选自林语堂《苏东坡传》,有删改)